我为什么在美国设立研究院?

我为什么在美国设立研究院?

夏善晨

最近碰到好多朋友都用好奇的目光、疑问的神情问我：你为什么在美国设立研究院？即使是和我一起发起设立研究院的朋友、同事和助手们至今也会用无奈、茫然的神态问我：我们研究院到底为何要设立？

一、为何要设研究院？

我对第一类问题的第一个直接反应是，在美国我们能设立一个标明为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而且是非盈利性的组织。美国的法律体系却是表现得这样宽容，似乎都给你们方便之门进去，而真正的难却是在后面。对第二类的问题，我则是好像被刺激了一番，却感到非常自责。我不知道是由于信任、支持仰或是期望和我走到一起的个别同事，也看起来是如此的陌生。因为他们好像真的不懂得，也好像是我从来没有讲清楚过！憋在心里好久，还是要对这两类关心和帮助我的朋友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解说。

在一篇讲述我自己再次创业的文章中，我曾经这样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书生气太重，太看重信誉和脸面（从不愿意接受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转而只能做、也许只有美国人能做的非政府组织，也被普遍称之为的智库组织。因为之前曾在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实习过，自以为懂得了一些道道。在近半年的努力下，新的发起人中间（在新的组织中，不是盈利组织，我们是共同发起人）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理念基础的。大概有愿意共同成就的愿望，大家也也有共同的企盼，才能齐心协力。

人是生活在社会的动物。因此，人具有了动物属性（一切动物的求生本能）和社会属性（获得荣誉和地位）。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生活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既然移居美国，但是出生中国，建立一个能自我实现的平台很重要。自己年轻时就“学生意”，后来经历多少，终于成为学者、研究者和教授，感觉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出“真知”。也许这是没有被“学术门派”斗争中窒息的学者，也颇为骄傲。也许没有人敢说我是出于何人门下，因为我的确从来就是和掌门人同一时代，不同路径的学者和社会体验者。而且，我从不居高自己的成就，而是相反，我认为取得的东西都是过去，人生的轨迹不可复制，只能激励。这些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中走出来合在一起的，不可能产生极为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更多是一种解说的不同，产生了潜在的企盼。另外，在不同阶段的目标追求和内在呼唤也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一切合理的、共同的和想做的就是一个目标，但是对目标并没有去想过定义、明确其意义，只能说是自圆其说的正确和伟大。

二、何为国际商务？

值得讨论的是何为国际商务？前几天有同事要求我说清楚，我大概在电话里讲了一个半小时，筋疲力尽，但是中国的大学课堂里这门课可是60学时，4个学分。按照我的判断，这是个无穷无尽的课，不断拓展和变更的课题，因为这个命题联系了经济社会的实践的方方面面，只要是非官方（如政府）行为、包括中观和微观的跨国界的商业行为都是国际商务。这区别与以往的国际贸易（在一个国家本被描绘为进出口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服务贸易等等一切的跨国界的商业行为。而我们建立的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第三方研究机构、中介机构或者更为时髦的是叫做“商业智库”。智库不能有利益？显然不对，智库的定义为不追逐利益，保持客观和中性的评判，可以获得服务费，但是投资人不能分红，这是我一开始对我们发起人提出并接受的概念。大学本身是教育，也是非盈利的，但是大学办到出名，靠的是教育，优秀的教育家（教师）培养优秀的、具有远见的社会栋梁之才，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产品”。因此，大学的“生产活动”就是教育和科研；而智库，特别是商业智库与之类似专业机构的产品是通过企业家、商业策略人、商业模式、辅助商业利益的实现，因为我们不是商业利益的最终实现者，而是帮助者的角色。如参谋不能下军事命令一样。果真如此，商业机构如公司、企业各种盈利机构都会求助研究院，研究院的各位就是好的策划师、咨询师和培训师、分析师、信息师等等。有些朋友搞不清楚，认为这些职位都可能在公司的内部雇的。但是区别就在我们的第三方、不要看脸色取得报酬的客观第三方，我们也不是官方的附庸，更不是益的实现者，我们的利益必须公开，我们的行为必须透明，我们的专业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的行动必须公正。这些都是我从美国最大的、综合的智库“兰德公司”感受到的学习到的，唯一不同的我是一个新移民、老年人、带着比较严重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在美国的多元社会中贡献我的跨国文化因素或者说过去的知识。

三、何为研究院？

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研究院。美国的定义我不清楚，但是国际的智库我都基本接触过，政府办的官办智库，一般势力较大，因为有钱有势，官样文章报告不少，但是真正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却常得许多大人物的批示和赞扬，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国家或地方政府花如此巨大的财力养着这帮权威，不说他们好，不是对不起预算了吗？我的结论通常说这种智库宏大，但是投入产出比真的不高，唯一的是人活在那里非常“幸福”，但是不能有存在感，也不能有太大的竞争性，否则一定下场不妙。另外一种智库是大学智库，看起来独立、客观和自满，因为这些智库都是“权威”组成，但是非常空虚、自我和争斗，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权威，而真正起笔的可能是几个名不经传的“学生”。中国的学术腐败为何经久不息？大学智库的作用为何如此“不待见”？这是其中的游戏规则造成的。在美国看到我的同事倪乐雄教授（不知道他是否退休了）在中国好学者的网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其中提及：“（中国）在学风不正的情形下，文人开会多半属无聊生事，自我炒作，其性质与市井之辈聚会搓麻将相差无几，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是一二学术同仁，找个幽静的说话去处，闲聊之际渐入话题，兴之所至，思之所归，思随兴起，兴随意行，此时此刻，交流者彼此平等、放松、置身于追求真理的阳光下，不掺合一丝世俗功利的杂质，这是学术交流的最高境界。”他进一步披露：“学术贵族”在大学里负责制定各种工作指标、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总之对“学术布衣阶层”行使各种权力，他们的学术职称和学术权威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官职大小来决定。他们凭借权力和资金，雇“学术布衣”拼凑“学术包工队”。某正处级博导曾夸耀：“我们可以接国家任何部门的项目，博士出提纲、硕士捉刀、本科生打杂，我们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把任何部门忽悠得东西不清、南北不辨。”他最后不无感叹地说“豆腐渣工程害人有形，学术豆腐渣工程误国误民无形，所谓书生杀人不见血。”说真话的学者通常不待见，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好听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多年，但交流不多，却在海外看到以前同事的“真知灼言”还是感同身受地叫好。因为，在美国办智库不需要审批、言论自由不需要被追究，更不会因言获罪。我还办了“中华商报美东版”与我们研究院呼应，直接获得难得的“客观研究”和“直接表达”的权利，发现了什么就写，想到什么事情就研究，这不正是学者崇尚的“事业”吗？还不需要审批、组织部任命、更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定，做自己愿意做、很有意义的事，唯一的不足少了发工资的人，生活过得简单点了，但是绝对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说话。心得和研究在商业社会的文化冲突中得到感想，在商业社会的模式中发现趋势，在商业行为的变化中揣摩将来。特别是对人类新的技术对改变社会管理和社会变革的到来，纽约的确有其区域性的优势，因为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研究必须到商业生活中去，结果必然从商业社会中来。研究当然包括了演讲、讨论、观摩、座谈、调研甚至写作等形式。如果这些我们研究院的功能都反映了，必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我们的平台进行研究和贡献，因为我们在把脉这个商业世界发展的规律和下一步的驿站，也是共同的驿站------商业生态社会、高等人工智能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总之，我们的研究院就是商业的实验室，在促进国际的、至少是中美的、共同的商业理念和商业实践。

记得杨振宁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闲了多年没有出成果，但是他并没有不思考，美国大学的宽容是成就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这是我的感受，也许高级和高等研究院的出处就在这种潜在的影响。

• 研究院的宗旨和目标

构思为研究院是为了区别，名为高级也未必，因为研究商业，即使研究不少的案列，也难以培养大咖实业者。过去的角色还是定位在高级顾问、教授、高级咨询师等等的光环下的商业领域。在美国的曼哈顿呛了一些水后，觉得商业社会中的诚信（在美国社会没有诚信的概念，只有信用的概念）是欧美百年企业与中国短命企业的最大真实对照。为此，我们的目标就设立在，建立现代国际商务的研究智库（提倡商业伦理）；促进美中商界跨界精英结合（构建信用的商业人脉）；新型跨学科跨领域的理论实践（科技和艺术对商业行为的跨界结合）；互动互进互利的国际商务促进者（帮助有条件的国际商业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贡献于国际社会文化融合的服务者（服务于对企业文化成为国际社会文化的贡献）。如果具体展开，这是一部巨大的著作，而我们的组织正是希望通过一个个的案列来谱写这部商业社会的巨作。因为，我们是非赢利性的美国合法组织；我们在中国的上海由商业主管部门的信任和背书，已经在中国将合法设立的非政府机构；我们是一个国际的、独立的、客观的中美文化、商业的纽带和桥梁。通常在运作中，也许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走向偏门，但我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的的使命是：引领国际视野（以国际普遍的商业伦理和商业实践来看经济社会的变化）、促使透明开放（因为开放和改革的社会才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伟力之源，否则一定是自绝于发展趋势的）、创造社会价值（我们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国际的，至少是中美两国的商业文化价值理念，并且试图通过商业的研究和参与，使得多元化的文化产生多元化认知和商业的价值渗透）。为此，我们定位了研究范围：  

1、新对型商业模式、综合性商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参与活动、创意思维和实证性的研究才能迸发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我们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智库交流中，充分显示这种观念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2、科技、金融投资方向的综合或跨学科研究。这也解释了为何一家银行有需要各种人才的需求。我们作为国际商务的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而人才就在他们正在实践的专业，为人才的服务，就是我们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我们不认为提倡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合适的风向标，而是认为一个科学家和一个金融投资家的首要目标应该解决他的目标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此，我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服务，建立留学生之家。现在首个中国留学生之家在纽约曼哈顿设立，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以后我们将在康乃狄克州、新泽西州、费城、华盛顿等州市设立同样依托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这样的留学生之家，但是请注意，我们的留学生之家的英文是我们真正的含义：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munity，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和组织，而是需要企业家来做志愿者，为人才服务，帮助科技、金融的人才成为跨国的商业、科技和文化的精英。

3、探索中美商业的法律环境评估和研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我们努力探索在合法的商业环境中，找到商业价值的变现和实现。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在世界大同和科技改变世界前，我们尊重和努力合法的商业环境并在法律评价和研究后，对合法合理合情的状态下推动企业双边和多边的跨国商业行为。

4、国际企业双向投资的资讯服务和交流。企业是非常需要不断的学习，这不仅是商业本身行为所需，而是国际商业的载体国际企业面临了国际政治法律环境的不同、国际文化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国际科学和技术的适用环境不同、国际企业文化的冲突和决策因素的不同等等外部和内部的冲击，需要有专业人士的参与，因此，我们自信我们的研究院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服务企业双向投资、资讯服务和交流的作用，如果有可能我们一定会把企业家心智、行为教育和企业家俱乐部成立起来。作为创始人，我十分感谢兰德公司把我作为兰德学者不断进行交流，而Pardee School的办学模式，可能是我的教育热情的延伸。

五、研究院的组织和已经做什么

1、设立制度原则和保障，防范风险

不谦虚的说，在我们仅有的、有限精力投入的发起人共同努力下，我们在短短的一年中，在中美的、美中两国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做了以下各项工作。

看我们的组织结构图（图一），可以发现我们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组织，也不断地得到美国和中国企业的关注和合作，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以自律为原则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更为确切地说是一个合规体系，虽然我们还没有经验对整个非政府组织的合规体系有非常精到的理解，但是减少风险的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公开公平、合法透明、人人自律、杜绝私利。本人作为院长，必须带头执行。为此，我们大家确定了管理制度（其中包括费用使用、报销制度）、收入登记制度（入账制度）、会议制度等等。美国是个法治社会，我们就是要尊重法治。欣喜的是，至今我们的各项制度实施中，包括会议（电话会议）制度，大家执行的很好，团结一致，共同成就的愿望很高。我们还强调业务模式的引导模式，分为第一级模式：研究院为非政府组织定位，不以盈利为目的，以社会服务为宗旨。对应中国各个各级事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签署专业、声明为非盈利目的的公司的合作协议，举办各种活动；在中美的商界产生影响，为研究咨询提供平台和服务，接受捐款、善款。为第一级模式的支撑文件范本有：1、战略合作协议；2、中心服务协议；3、中介服务协议。我们还设立了第二级中心服务模式：咨询、服务和会议组织和人才项目推荐；建立商界精英俱乐部，发展会员，根据会员章程，收取会员费，并根据项目获得相应的服务费用和委托费用，按照501-C3的要求做好规范的财务收支；支撑的规范文件有：1、研究院研究（合作、服务）中心的服务告知书；2、原则协议书；3、捐款、赞助协议；4、研究院发文成立商界精英俱乐部（内设机构）；5、俱乐部章程；6、缴款确认书。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我们建立第三级委托服务类型：根据不同阶段和研究院的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实行服务外包；支撑的文件有：1、以中心代表研究院进行授权的服务委托协议；2、赞助捐款协议；3、无偿捐款承诺书。这样我们能保证最大限度的防范风险，内部自律。

（图一）

2、中美围绕国际商务的基本目标的内容共建合作平台

在规则指导下，我们与中国国内的事业机构、声明非盈利的公司组织等签订了10个合作平台（中心）的建立（图二），也建立了互助的、发展的和社会公益性的合作协议。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国内许多团体、公司、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们不能一下子全面开花，而是建立合作框架、厘清法律障碍，确定合作的内容和步骤，最为重要的我们在协议提示中强调如果有违法现象，违反非盈利组织下的表现，协议无效。

（图二）

3、依托中华商报美东版发表文章和报道

研究院存在的生命在于社会影响、客观的评价。在我们成功为员工申请了H1B的工作前后（实习阶段），利用已有的媒体资源，为研究院的存在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短短的二年中，我们共100期中华商报美东版。虽然由于成本的问题，我们研究院无法承担昂贵的印刷、发行、营运的费用，我们将纸质的报纸变成了电子报，目前在美东地区，在中美的商界已经产生一些影响，特别是我们的朋友圈常有要求订报和催报的现象，这是非常令人惊喜的行为，说明大家非常高兴研究和报道同时对商业社会、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中华商报已经是有八年历史了，创办人苏子涵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学者，他特别对我们研究院予以厚望，我们也艰苦卓绝，不辜负了大家的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任何认为中华商报与国际商务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没有资产关系，但是客观的所属同一性质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粗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内我们发表了各类联系国际商务研究的文章就有64篇，报道107篇之多。其中还不包括我们的组稿等，为研究院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探索。

2017年年初，本人受邀参加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研讨会，当时《The Big Pivot》

（图四）

一书的作者温斯顿先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其主要宗旨是：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枢轴中，现代社会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找到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的目标。会后，他请哈佛出版社将他的著作寄送给我，并推荐我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具有现实意义的读物。在联系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徐建红女士非常热情地推动着这次的出版合作，最终获得海洋出版社前任社长杨绥华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并在海洋出版社责任编辑侯雪景和版权管理人李宝华女士努力之下最终与美国哈佛出版社达成了版权协议。

当然，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实习助理毛俊婷和陈俊婕的协同翻译、校对和整理，也是本书成型的关键。读者在阅读时会发现书中涉及大量案例和国际企业家们的商业实践，这些内容需要有相应的背景和专业才能更为准确的表达，因此，毕业于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的陈俊婕同学的相关教育背景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此书即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文版。

（图四）

5. 参与了国际论坛和有关企业建立协议安排

作为研究国际商务的专业机构，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的身影出现在各大国际论坛中。

比如共同组织“耶鲁大学职业发展论坛”、参与“SBA国际B2B论坛”、在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庆典”中发表演讲“粤港澳经济发展纪元正在到来”、在“2017全球自由贸易和特别经济区峰会”上做主旨演讲“一带一路与企业机会”等等。另外，研究院与一系列企业或机构签署了长远的合作协议。仅目前已确定的合作伙伴就包括：广东省文化学会及其下属的四十多个研究中心、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贝格计算机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轼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中新城镇房建技术应用中心、外联集团、纽约健康学院等等。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加入其中，共同推进研究、合作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年中，本人受邀中国侨联和京津冀侨联担任中国留学生为国服务团副团长与胡少华博士一起率领各国杰出的代表人士访问和考察了京津冀地区，一个富有前景的、大手笔发展的中国新兴发展地区。

留学生组织的交流和成立留学生之家

  本人相信，人才的认知和培养是一个组织、地区，乃至于商业社会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因此，服务广大海外留学生也成为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一直以来的工作要点。在长期与留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代的留学生普遍会遇到三个问题：在陌生国家生活学习遇到困难而导致精神压力大；对文化环境不熟悉而造成困惑和无助；在政策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受到一定的挑战。为了帮助留学生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经过研究院的不懈地努力，在2017年12月，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确定合作，在纽约成立了首个海外联络站。进而在2018年2月，又成立了中国海外首个“留学生之家”。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我们会引导留学生们自由配对，通过这个平台自己建立协助关系，实现自我成功。其次，是给年轻的留学生们进行一定的、全方面的认知和心智健全的人才培养，让这些年轻人找到自我修复能力，更好地应对这个复杂、多变和文化冲突的国际商业社会。当留学生们需要申请更高的学历或找到合适岗位的推荐人，留学生之家也会成为能帮助他们的地方。

邀请和接待了有影响力的中国地方智库

研究院是欢迎来自国内的智库组织来美访问交流。2018年2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一行四人来美访问。在短暂而安排紧凑的两天里，与美中国际商务研究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就多项合作内容形成基本框架，涉及范围包括教育培训、科技金融、生态经济、医药大健康产业、音乐人文交流、创新创意产业等项目。

为建立中美两国友好城区进努力

国际间友好城区的建立十分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贸易投资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在黑龙江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纽约的过程中，表达了希望让中国城区与美国当地城区建立姐妹城区关系的愿望。为此，美中国际商务研究院积极推动，牵线搭桥布鲁克林区的政府官员与哈尔滨市道里区联系。目前双方交流友好，并有望在近期达成合作。

六、总结

研究院一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个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我们研究院的一年不能只看一年，因为它的自然年龄已经10岁了。我要真诚地感谢我们的理事长王雪洁律师，她把培育多年NPO组织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义不容辞般地改制，无私地成为为了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的发起人，她以自己的人力、精力和金钱为研究院投入并看好。我也真诚感谢陈剑平总经理，他是我一个无条件的支持者，即使他转型海外教育服务为当地培训服务期中，还是积极履行自己作为司库的职能，努力实践其副院长的职责，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发布了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的公众号68期。使我感到荣幸的是，我遇见了刘子扬医生，他是一个实在的、有经验和憧憬思维的朋友，他成为我最密切的合作者，他是肯牺牲自己的周六、日的业余时间，常常在这些时间内奔波和劳顿的人。中华商报的编辑和记者们，如远在中国的小威还是新的助理小魏都是非常负责的。在副社长兼总编王晓群总编的安排下，他们总能克服困难在，最后一刻把每一期的中华商报做了出来。之后，就是不辞劳苦的徐建红，研究院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在纽约就以记者的身份努力写稿，在上海积极协助推送和校对稿子女士，她是自封的中华商报美东的发行人，我曾计算过，她在周六一天要给美国和中国的读者发送整整一天的微信，无疑是新世纪的“报童”。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曾经有心加入我们团队的李蕾女士，她的工作热情和市场开拓的能力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邵见月女士等对我们研究院的建议和批评， 也是我们研究院成长的动力。她们虽然不能与我们走到一起，毕竟我们曾同过路、走近过，我也十分欣赏这段经历，因为这就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研究院的平台上正在走的更近、更亲。如虞中仁先生提出要为我们研究院在Pocono设立一个接待站兼休养地，因为他是从事养老事业多年的“老法师”了，他现在是研究院大健康合作中心的美方主任；还有经常能在中美不期而遇的成璞，在他大显身手的投资和商业活动中，主动承担了我们研究院大健康合作中方主任的职责，推进健康产业和健康教育的合作。还有我们无数的朋友都在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着研究院，天道酬勤，只要我们努力，持恒，上帝一定会降恩于我们。阿门！（诚如所愿）

回顾一年多的研究院工作，是对社会答卷，也是自己的总结，更是对研究院各位同仁的汇报。在2018年相信是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年月，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使命，珍惜光阴，任重道远，对美中两国的商业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夏善晨 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博士；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华商报副社长；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