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访著名学者、律师夏善晨夏善晨先生

夏善晨教授、律师在上海乃至于在中国都是一个具有声望的人士。记者这两年逐步在洛杉矶和纽约逐渐看到他在不同场合的身影。一个年过六十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应该是在中国颐养天年的时候了，怎么会频频出现在美国呢？获得他的同意，我们对他做一个采访，看看他怎么说。

不断转轨，产生动力

记者：我们听老一辈的记者说，你早在20多年前就在美国工作过，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再会回来呢？现在中国国内趋势这么好，大家都有好奇，特别有些原来的侨界领袖们也特别关切想了解。

夏善晨：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也许古人说得对：机不可设，设者不中。其实，92年圣诞节回国前，我还是想回来美国的继续工作的，当时申请的H1B签字下来了，也没有现在这样难，只是浦东开发的工作需要一回去就回不来了。当时的领导沙麟去做副市长了，黄奇帆副主任就对我说，不要回美国了，留下来工作吧！我的顶头上司李佳能副主任也没有办法。正好浦东开发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在美国的对外招商工作，比起浦东新区建立管委会的政府管理机制的转型就显得不太重要，但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了经贸局，但是还是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也被浦东新区推荐做了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大概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政协委员之一的，只有36岁。

记者：不过从你的履历中反映，你实际在政府的工作时间不长，后来怎样去了大学工作呢？

夏善晨：不是当事人不会有体会。在当时，做招商引资工作就是陪同吃饭，要人家来投资，就要解释投资环境，吃饭、讲话，协调和帮助忙到一个月只能回家吃饭一、二次，基本都是工作，因为的浦东让人家来投资，并不容易，大家也并不看好，我们通常说给你带来财运，人家的多是哈哈大笑的。大家并不认同。实际上现在浦东的光辉，在当时不是所有人看得到，也看不懂的。如果我告诉以前的浦东，通常上海人的想法就是傻瓜去浦东呢！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现在金茂大厦等一带叫烂泥渡路，就是天气好，也是要穿雨天的套鞋进去的，小车都不愿开进去的。中央公园一带的住房就是七十二家房客，拥挤不堪，比浦西更甚。不幸吃多了海鲜，吃出甲肝来，住到重病房，望着天花板，才真正懂得身体是本钱这句老话。当时，我原来就读法律的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领导来看我，请我去学院去住在学校优雅的培训中心，不知不觉就想静下来。后来政协的联合时报来采访我，就写也一篇我的报道：沉下去研究问题。我也就调到大学去工作了。虽说心静是一种境界，一种智慧，一种思考；也是人生转折的必要过程，但也是人生必要成本。人一旦进入沉静的境界，便多了一些祥和，少了一些纠纷，多了一些幸福，少了一些灾祸。但从内心而言，并非一下子能够真正沉静下来的，因为国外看到中外的区别还是在人才的教育，用沉静的工作和教育的理想，找到了一个新的风景。

记者：你是否在大学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了呢？

夏善晨：也许有，也许没有。事实上，人总有属于自己的风景。有时我们错过或者已经认识一个风景了，就可能不认为是风景了。人其实都是大自然风景中的过客而已。宇宙之天地太大，人其实就是太渺小。我们不可能拥有每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实教育是个不错的风景线，关键是中国的教育越来越走进了行政化的胡同，甚至没有了风景的感觉。其实风景的演绎应该是师生共同塑造的，现在的情景是为了赶路，错过了应该有的风景。说得实在些的，当年想通过自己的沉下去所要达到的意境其实是一种臆想的风景。但是大学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使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没有到过政府工作，也许我们的就没有广度来认识社会，如果不在科研教学机构工作，也许我们就缺乏一定的深度。我到大学工作也是早期一种臆想的实现，因为在文革期间，虽然大家都看不起“臭老九”，但是“吃吃香”的感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小时候就一直羡慕那些戴着红校徽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却完成了一次人生中的转轨。不管是不是归宿，总之，从政府机构转向大学校园是一种很少的逆向行走，很多人是不理解了，因为毕竟这是失去了仕途的路，而在市政府，在领导身边工作的机会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居然被我轻而易举的放弃了。老朋友们甚至婉转地打听我是否犯了什么错误，才离开政府的，直到后来电视台经常采访我在政协的活动，大家渐渐地感觉我到大学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归宿。

记者：有人说你到大学去的时候是想摆脱行政事务的，但是据说你还是当了系主任、院长之类的职位，是否没有放弃官本位呀？

夏善晨：中国的事情是爱你没有商量，恨你也没有商量。我从事大学的行政管理职务其实是不得之而为之。当时看到你到大学没有什么“花头”，一些学校的“官员”们就欺负你了，甚至莫名其妙的在背后损害你，好像在他们心里，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从市政府流放到大学的，上海大学法学院当时只是个副局级单位，而且是地处偏远的郊区，每天清晨蒙蒙亮的时候就要从市区赶到青浦，而且我们在学校都有宿舍。我当时就是处级干部到任的，还保留着职级（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上海大学法学院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是高校中唯一保留行政职级的、由政法委直属的高校），实际上我是非常享受在学校单独一个宿舍的空间，也常常住在学校了，在清晨的清晰空气和晨露中散步------是的，如果不去接受行政职务的话，还是要受小人之气，又莫名其妙地做了“行政”双肩挑的活，即教育、科研、管理都兼任常务副主任，其实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很难做到正职的，当初的院长潘国和非常信任我，希望我担任正职，但是考虑到毕竟教育管理工作没有做过，还是谦让一把，做到正职的时候成了培训部主任，以后中外合作与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学院成立管理学院，教委的任命也是常务副院长，后来与外经贸系统的民办大学合作，才做了上海经贸进修学院的院长，几乎是个动手、动嘴和出力的教育管理干部，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也再次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职称的步步完成，得到学术上的自立和自行，当然，我也是我们大学引以为自傲的具有三师型的教授，既有经济师、又有律师，还有教师的“人才”，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是比较少的案例，因为通常的兼职教授，按照中国现有的体制，是无法真正获得教育部承认的高校教师职称的，为此说我是官本位，我觉得不公平的。特别我是在教育工作岗位上逐步“勤工俭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总之，转轨有代价的，但是也是动力之源。

社会实践，教学相长

记者：我们对你了解的故事，不仅仅是在你在教育、学术工作上的知名度，而且大家也都说你是社会活动家，你对上海和国家的贡献好像也不不至于此吧？

夏善晨：教学是离不开科研的，而科研必须扎根于社会的实践中的，文科教育更应该如此。到大学的第一步感觉，好像是脱离社会的，讲课的课本与社会的实践有很大的时间距离感，当时自己写书就是为了教学，好像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就是《国际商务和法律》，就是将自己在国外学的与自己的思考写成的一本书作为教学用书，这是大学工作的好处，可以思考自己的理论并用于教学。我当时领导的系就是国际法商系，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但是现在大家对法商的历史不熟悉了，也没有了独特的学科。但是上海曾经在历史上是有上海法商学院的，大家认为商法是单独的学科，但是法商其实是以商业规则、法律作为主导的学科，本质是商科，而商法在中国是脱离了民法范畴的商业部门法，类似大陆法体系的以公司法、商业救济法和破产法为主线的商业法体系，这与英美法商法的定义也是有区别的，英美法则将涉及商业环境和领域的法总体纳入Business Law 而非Commercial Law的大陆法定义。

记者：今天不讲学术问题，请说说你怎样与社会管理，也就是你经常讲的制度法结合的？

夏善晨：制度法也是一个学术上的名称，争议也不少，今天也不详述了。与社会结合这是法社会学的基本要义。商法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而以前的计划经济当然就多讲经济法，其实经济法是政府的管理经济的法律手段，主体是不对等的。法学工作者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反映时代的动向和趋势。当我从事教书、科研的15年间，正好是我担任上海政协委员的15年，我每年都要从社会管理和制度完善的角度提出提案，改进上海的投资环境、管理环境，充分运用社会平等主体的思想和意思帮助政府改变职能和方法，促进上海的经济社会的进步。这在我的文集中的第一部中有充分的总结，现在看来还是起到了一个对于社会发展促进者的角色没有白当，好些上海的“良治”（Good Governance）管理符合了当代文明社会的必然取向，如不能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加强国际保理结算、浦东开发、社会信用管理、对直升机的治安巡逻，对校车的综合管理，医院护工的专业训练等等，都是从自己在生活中发现、调研、体会的产物，被政府采用。有几年我还被称为“提案大王”。15年政协委员的生涯恰好是我将自己提高法治化认识的过程，提出了大约一百五十多个提案，有些提案现在看来还是有前瞻性的，如对崇明岛的候鸟岛、博物馆群的建议、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不少建议到现在还没有实施，但是趋势证明这将是必然的。因为法律的意识是不应该是滞后的，而且是应该引领社会良性治理的手段和途径。

记者：听说你在全国的范围内的法律和政策方面也起到过许多积极的推进？

学者不应该是有城市本位的，法学家更是没有地区的界限，他所针对的社会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法律或政策上的建议，提高这个社会的文明度，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是需要提倡和主张自己的建议。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国际经济的合作必定是双向的，因此提出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在服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我们提出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外服务体系的建立设想；在可持续发展中，我们提出过商业生态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为建立中国社会的信用体系，我们坚持与不同的学派做坚强的理论抗争，使得国家从比较抽象的社会诚信体系改正到社会信用体系的纠正，并且通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中国现有的信用制度法，推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上海的立法实践和政策落实中，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或者引领。目前，在上海自贸区中实践的信用制度大部分也是采用我们在浦东新区信用管理的政策研究成果。

再次转轨，不断圆梦

记者：临到退休年龄，你的重心怎么转向美国，是有何种动力和取向又让你转轨呢？

夏善晨：说来偶然，也难以置信。人到一定的年龄，其实是应该正确看待自己曾经的拥有，以一颗平常心看待人生的得与失，才能够真正理解、享受且追求幸福生活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清闲会有清闲的寂寞，也有清闲的快乐；繁忙有繁忙的热闹，也是烦恼和快乐同在的意义。三年前，去华盛顿开会，路过纽约看望朋友戴上先生，他热情地邀请我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纽约，我后来去他家住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使我确信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进步只是没有更多的显现，或者说正在对比中显得成就和老化，而深入的观察过后，我相信他们软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如怎样实现社会公平、民间组织的自发性活动、PPP（公私合作）的社会公益建设、公共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图书博物馆系统的社会教育功能的体现，甚至于正在兴起的基础设施的改造等等方面，都是自己感受和学习的动力，特别是他们多元文化结构的活力和管理也是中国社会今后将面临的新的挑战，需要加以认真体验。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正在进行一次“洋插队”，因为我觉得以前学习西方是初浅的，而只有认真学习、理解、领会和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才会使得中华民族真正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以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大国博弈，而是应该看文明融合的将来。“插队”进入一种文明首先要摆脱自傲，甘愿单调。人生一辈子有时单调和孤独也是福气，在缤纷灿烂的人生阅历中也应该是个目标。一辈子如果真有自己流连忘返、不弃不离的风是应该珍惜的。生活在于过程，犹如生命在于成长。平淡不是无味，而是生活的真味；平淡不是无所求，而求得的恰是人生的本质。懂得了人生的哲理后，生活的动力就有了新的方向和目标。每人一颗心都有一份无法替代的情愫和某一道风景永远关联着的意义。人生也是风景，其中有物也有人。不断地阅读人，理解物，其实是人生一种价值和享受。美国并不是“声色犬马”之地，如果在这里生活，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当然也需要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诱惑，需要我们能够在缤纷多彩的生活中告别， 走出浮躁喧嚣的世界，真正静下心来。有人说，踏踏实实耐得住寂寞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人一定耐得住寂寞。我的再次转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的成功，而是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支配。当我看到许多人在回忆叹息我们逝去的青春和感叹自己的现在，我倒觉得人只是时间的过客而已。人生是空手而来，必然空手而归。我们都会在时间的尽头化为云烟。因此，在拥有时间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才会想得通，放得开。

记者：你难道就没有在美国梦？

夏善晨：中国梦是全民族的伟大的梦，美国的梦是自己实现的梦。我还没有做美国梦，只是圆自己一个年轻时的梦。当年，领导叫我回国效力，我是国家公派来美国学习的，当然应该报答栽培之恩。我们应该报德报国，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和恩典是中国国运强盛的基本。现在我们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以平等的一员出现，就是圆自己一个梦。在圆梦过程中，我看到许多的年轻的留学生们中有的踌躇满志，有的流离失所，也有的目标不定，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这里帮助他们。为此，我接受了何梅女士对我邀请，担任了美中青少年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为留学生回国服务还是为国服务做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我更希望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能够圆他们的美国梦。中国的《礼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可见感物而动也是人之天性。寂寞久了，人容易感物而动。通过坚守寂寞，我们就会对生活中的得失和快乐有更深的感悟，对人生的领悟和理解有更大的升华。耐得住寂寞，是一种长期的心理修炼和性格磨砺，是旷日持久的自己与自己较劲，是不断地战胜和超越自我的过程。我要告诉年轻人时刻不要忘记冬天的梦想是我们在春天的愿望，他们就能在这个迷漫着寂寞，充斥着诱惑的竞争环境和生命旅程中，活得淡定、从容、快乐。健康、金钱、事业、学习、家庭、心灵、荣誉、价值、自由都是人生中需要的东西，在人生不同阶段自己的需求排序，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就我而言，不是太高尚，能够享受新鲜的空气、蓝天的白云，干净的饮水，放心的食物和自由的思考，保持正确的航向，不会偏离由自己设定的快乐和幸福的轨迹。

记者：谢谢你的时间和精彩的阐述，没有教条，更多是一种超脱，如果要你总结一句话结束今天的采访，你会说什么呢？

夏善晨：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情，只要认定自己的价值有益于你祖国和你所生活的国家，这就是生活的探索和意义。